器乐进行曲
这一类进行曲是针对声乐曲而相对划分的，而声乐曲中的进行曲却不是一种，它分为其它多种类别。换句话说，进行曲的多数类别大多都属于声乐曲，真正属于器乐曲的作品数量还是较少。但从表演角度考虑，人们还是把原来以声乐表演的乐曲用乐队演奏，这就形成了“进行曲好象器乐曲多”的误解。从音乐发展的历史角度分析，器乐曲源于声乐曲，即它的发展滞后于声乐，但没有歌词的这些乐曲同样能反映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的所有情感，毫不损色于声乐曲。器乐中的进行曲不同于带歌词的声乐作品却仍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相对而言，这些音乐比声乐具有较高的专业性质，其演奏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和难度。它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直接为吹奏乐队或管弦乐队而创作，第二种是为某一个乐器的演奏而创作的，其中为针对钢琴演奏而创作的居多。
中国作品:却夫、晨耕所作的吹奏乐《骑兵进行曲》(1940年代初)；延边许瑞录所作的三首吹奏乐《祝捷进行曲》(1947)、《胜利进行曲》、《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光锐、贾双、李明秀所作的《运动员进行曲》(1971)等。
外国作品:苏萨所作的《华盛顿邮报进行曲》(1889)、《星条旗进行曲》(1895)、《美中之美进行曲》(1899)；贝多芬所作《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1803)；肖邦所作降b小调钢琴奏鸣曲中的第三乐章《葬礼进行曲》(1839)等；另外，本文所列的音乐会进行曲中的外国曲目。
传入中国
进行曲体裁的发明是西洋人对世界音乐的一大贡献。进行曲传入我国大约在19世纪90年代末，正是甲午战争(1894一1895)后，清朝打了败仗，委派大臣袁世凯，用外国人的办法在天津练兵。袁世凯采纳了德国顾问的建议，购置了西洋的铜管乐器，组成了中国第一支现代典礼乐队。这是进行曲传入中国的第一个途经。
有了自己的乐队就需要演奏自己的音乐，这就涉及到创作问题。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还没有自己作品的情况下，有的作曲家学习外国的进行曲，并把它改编填词。如1918年，李叔同编曲填词的《大中华》。到了“五四”运动(1919)后的1924年，作曲家肖友梅(1884一1940)遵循外国进行曲传统创作的《五四纪念爱国歌》开始，才有了自己创作的进行曲。他曾留学日本、德国，是中国人在国外系统学习西洋音乐最早的人。这是进行曲传入的第二个途径。
有一位英国的作者杰拉尔德·亚伯拉罕在自己的著作《简明牛津音乐史》中，描述西方音乐对中国的影响时写道:在满族统治的最后几年中，一个西化的浪潮(洋务运动)不仅冲击了音乐领域，而且影响到了其他方面;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中国音乐家己十分精通西洋乐器，有的还为之作曲。该作者把这一时间段的描写与实际年代约晚二十多年。
其实中国对西方音乐的接受比日本约晚四十多年。日本在1850年代西方国家的武装入侵和60年代的明治维新打破了日本与外界的隔绝，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服装、武器装备和音乐等。他们也没有完全抛弃自己的音乐，但军队却采用了欧洲的乐队。1880年代，学校开始教授西洋音乐，钢琴或风琴成为必修乐器。后来，在他们侵略中国时，又影响到了中国东北的音乐。这是进行曲传入的第三个途经。
中国朝鲜民族进行曲的产生也离不开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大背景，大约在1910年开始的抗日歌曲为标志，也勉不了日本军乐的影响。以当时延边的主要聚集地龙井为例，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吹奏乐队，演奏进行曲风格的乐曲。这些风格也自然而然影响到了抗日联军的歌曲中。
解放后，从东北地区的延边、辽宁省、黑龙江省收集出版的抗日歌曲足有400多首，这些歌曲是东北抗日斗争遗留下来的贵重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大部分是进行曲，其中流行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有《勇进歌》、《总动员歌》、《游击队歌》三首。这些歌曲通过抗日联军的演唱而全面普及和流传，可惜在当时因战争关系却无法考证这些歌曲确切的来龙去脉，但总得音乐风格离不开当时日本军乐的大风格圈。
中国的进行曲受外国西洋的影响从无到有，从改编外国的进行曲到自己的创作，是中国作曲家们努力学习外国经验，不断深入生活，总结经验和推陈出新的结果，也是进行曲体裁不断中国化和民族化方面取得的可喜成果。
中外进行曲都有各自的一些特点，但从整体上还是大同小异，这是因为进行曲体裁本身来自外国(西洋)的原因。中国的进行曲从无到有，从改编外国的进行曲到自己的创作，大约经历了12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作曲家们努力学习外国的经验，不断深入生活，总结经验，推陈出新，在进行曲的中国化、民族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进行曲的创作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语言表达方法和手段，充分显示了具有中国魅力的音乐风格。中外进行曲的特点具体的表现在乐曲的形式、内容、结构、调式、调性、节奏、主题展开等要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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