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的艺术传奇，注定是不完整的：当吉列尔斯(Emil Gilels)在1985年晚夏录制贝多芬作品第109和第110的奏鸣曲时，他，其它人更甚，可能已经预见到，他将无法活到录制作品第111和其它三首奏鸣曲以完成这部全集。仅仅几周之后，1985年10月14日，也就是他69岁生日的前夕，他在莫斯科去世了。让他的许多崇拜者悲哀的是，想要以录制被誉为“钢琴音乐的＜新约圣经＞”的贝多芬的32首奏鸣曲来圆满结束他的艺术生涯的计划，命中注定无法实现了。

只要看一眼吉列尔斯的艺术生涯，就可知：他决定把生命的最后时光奉献给贝多芬的奏鸣曲，是一个可预见的结论。诚然，当他以十二岁稚龄在敖德萨(Odessa)举行首次演出时，曲目之中就包括了＜悲怆奏鸣曲＞(Pethetique,op.13)，并且据说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评价，但是，从一个神童变成一个成熟和完全自主的古典形式的大师的道路，却是颇为曲折的。从他的早期生涯中，观察者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吉列尔斯是苏联新一代的的浪漫主义名家。在他生命的不同时期，他被看成从容面对普罗科菲夫（Prokofiev)作品的残忍要求的无畏钢琴家，或被看成对十九世纪作品萧洒不羁的辉煌处理的化身。

他还是个学生时，就以对李斯特(Liszt)的一部改编曲的流畅演奏而使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讶异无言以对，这使他的杰出天赋获得了稳固的声誉。当吉列尔斯在战后第一次获准到国外旅行并在1951年作为苏联艺术家代表团出现在弗罗伦萨狂欢节，或者当他1955年进行传奇性的北美巡回演出时，媒体根据他的外表把他歪曲成一个四肢发达的俄罗斯人。他到处被作为一个自成一格的键盘上的大力士来接待，这种简单的分类，往往忽略了他非常复杂的性格中的其它方面，正是这种复杂性后来成为他风格的核心。人们会想到，比如说，他的敏感，他的精确演绎，以及他在每个段落中所发现的丰富和微妙的含义。但吉列尔斯的全然不拘形式与明显的不顾陈规，却只能加强对他的那种片面看法。

从他的第一次录音到最后的录音，他所显示出来的彻底的掌握，决不是偶然的。在他的故乡敖德萨，他从市立艺术学校的老师(Berta Mikhailovna Ringold)那里得到影响深远的鼓励（这位老师是一个出众的艺术家，她在1944年因为惧怕“反犹主义”的迫害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35年他转到莫斯科市立艺术学校，受教于纽豪斯(Henrich Neuhaus)这位莫斯科学派无庸置疑的大师。完全是纽豪斯，调和了吉列尔斯的好走极端，并且发掘出他的演奏中的其它方面，比如说，他的理智的天赋，他对风格的完美感觉，以及他对微妙含义的敏感。

从长远来说，正是这些品质，被证明是最重要的。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听众还是因为他演奏贝多芬的c小调变奏曲(WoO 80)的令人炫目的辉煌而惊叹，也因为他对“华伦斯坦”(Waldstein,op.53)终乐章中八度音阶的半滑音的毫无困难的轻松处理而惊叹，按照常识，这种八度音阶在现代大钢琴上几乎是无法弹出来的。但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明显，吉列尔斯所关注的是在其它地方，在于把形式的严格、表现力、体裁的匀称和钢琴的辉煌技巧融为一体。他的演奏变得愈来愈内敛，但因为内在的和谐而更有说服力。古典主义(classicism)，而非复古主义(classicalism)，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描述。

在评价二十世纪钢琴家的一本书中，著名的德国音乐评论家凯泽(Joachim Kaiser)在论及吉列尔斯时引用了哥德对贝多芬的印象：“我从未见过一位艺术家，如此浓缩，如此精力充沛，又如此内向”。不必惊奇，凯泽把这一评价应用到吉列尔斯身上，而他是完全正确的。吉列尔斯有能力赋予一个开始和弦（比如说在＜悲怆奏鸣曲＞中）一种其它钢琴家必须通过整个乐章才能达到的浓缩的深度。当他把“暴风雨”(Tempest,op.31 No.1）的朦胧的宣叙部和这部作品的整体结构协调起来时，或者当他把“告别”（Les Adieux,op.81a)第二乐章对分离痛苦的描写处理得满怀柔情却不过分戏剧性和煽情的时候，没有一个听众能够不为所动。最后，没有人能够不为吉列尔斯弹奏的“热情”(Appassionata,op.57)所征服，在那里，他在简朴的基调上描绘了一幅雄伟而生动的画面，其间伴随着对比性的蛮勇的爆发，但是，却不流为空虚的炫技。

在生命的最后期，吉列尔斯的演奏有时被批评说太严格，太缺乏棱角。这话有些道理。但我们现在这部吉列尔斯专辑的意义却决不会因此受到限制，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得到的是一位钢琴大师的最后十年的一幅合适的肖像，他曾经以一个富有活力的、巨人般的形象开始他的生涯，而安息于理智与热情的超然和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