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会有人说，这还有问题呀，音乐首先必须要好听才会令人喜欢嘛。但是，如果你听严肃音乐多了后就会发现，有很多音乐名作，尤其是20世纪的名作都是初听起来并不怎么“好听’’的音乐，但是照样有很多人喜欢，而且已经成了人们欣赏严肃音乐的热门曲目。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呢？这显然不是能用“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或中国人注重感性之类的道理自圆其说的，这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不用系统化的理论根本说不清楚。但是，笔者总以为，作曲家创作音乐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目的是让人欣赏，抽象的音乐必须要通过具体的听感才能与欣赏者的心灵沟通，而听感是每一位音乐欣赏者都容易理解的一种切身体验，所以笔者感到很有必要在此仅从业余欣赏者的具体听感角度出发，就“音乐是否一定要好听”这个问题初步谈一点皮毛之见。不求澄清问题但求抛砖引玉，希望有助于人们选择欣赏曲目。

       有些听严肃音乐比较多的人可能会有一种体会，除去像莫扎特、贝多芬和肖邦等少数几位作曲家的作品外，绝大多数作曲家的作品一般都很少能达到既好听又耐听的程度。例如像罗西尼、门德尔松、圣—桑等人的绝大部分作品就是属于虽然很好听但并不耐听的一类，当你静下心来多听几遍他们的音乐，就会明显感到如同喝白糖水一样越喝越没味道，甚至最终丧失掉听音乐时所应该产生的美感体验而陷入一种近乎茫然的麻木状态。他们的音乐虽然很流畅、很精致、甚至很有气势，但除此之外令人感受不到更多的东西，反而显得空洞而单调。这样的作曲家很多，在此不想一一列举。由于这一类作曲家的作品不耐听，因此买他们的音乐唱片往往很不上算，听不了几次就不想再听了。而与此相反，像布拉姆斯、西贝柳斯等人的绝大部分作品则是属于虽然初听起来不如前一类音乐好听但很耐听的一类，听他们的音乐如同嚼橄榄，越听越想听，越听越有味。买他们的音乐唱片往往比较上算，使用效率高，尤其是买耐用的CD就更显现出很高的使用价值。如果你已经有了上述体会，或许你也会对音乐是否一定要好听产生一定程度的疑问，也就是说你在实际听感上已经取得了超越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实质性飞跃，并可能由此迈进20世纪严肃音乐的大门，因为20世纪的重要作曲家大都是不怎么考虑音乐的作品好听与否的。例如，斯特拉文斯基认为：“我的音乐既不给人带来欢乐，也不给人带来痛苦，而是给人带来更多的抽象。”美国最伟大的现代音乐之父查尔斯·艾夫斯说得更明确一些：“我的上帝，好听与不好听和音乐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音乐不可以用它出现在人脑中的本来方式表现上出来呢?”由此看来，一个人欣赏音乐水平的提高与音乐历史的发展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越来越不把好听与否当回事。

       严肃音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纷繁的，这就决定了严肃音乐表达方式的无穷丰富性和多样性，不应该只给人以好听的类似流行音乐的感觉。一部音乐作品必须要有好听美妙的旋律这一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地令人难以放弃，只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音乐而已。事实上，好听的旋律仅仅是在严肃音乐中经常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之一，而且从整个音乐发展史来看，采用这种表达方式的音乐具有两头少中间多的特点，它酷似一个人一生中的爱情生活经历，中间多的部分虽然最诱人，但并不能反映这个人生命历程的全貌。

       譬如说，一般初听贝多芬《第9交响曲》的人都只注意末乐章“欢乐颂”的主题而对前几个乐章不太注意。但是如果你了解了中晚期浪漫主义音乐乃至20世纪音乐就会发现，贝多芬《第9交响曲》的真正分量并不仅仅在“欢乐颂”上，前几个乐章的深刻哲理性对后人的音乐创作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悲剧性预见性方面超过了“欢乐颂”。号称贝多芬《第10交响曲》的布拉姆斯《第1交响曲》实质上就是对贝多芬《第9交响曲》的现实化发展，其内容主要是悲剧性的。不仅如此，就是末乐章最初的两段凶猛的音乐也具有和“欢乐颂”同等重要的意义。英国现代作曲家蒂皮特甚至在他的《第三交响曲》末乐章中直接引用这段音乐并加以充分变形发展来刻划现代人的心理危机。有了这些了解之后再听贝多芬《第9交响曲》就会更注意作品的总体面貌，而不是仅仅被“欢乐颂”所吸引了。

       笔者一向认为，音乐王国对于欣赏者来说永远是一个绝对自由的理想王国，你尽可以根据需要去领略各种音乐的好处并作出自己的判断。笔者经过长期聆听所得到的结论是：听和声表达的特定感情，要听中世纪音乐；听旋律的感染力，要听巴罗克至早期浪漫主义音乐；听深远丰富的意境，则主要是听晚期浪漫主义音乐和20世纪音乐。这个判断是很初步的，仅供参考。

       人对音乐的听感是一种非理解力所能追攀的感情体验，是没有什么确定性可言的。就一部音乐作品而言，也往往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本文所谈及的好听或不好听的音乐仅仅限于目前为笔者个人确认的音乐类型，目的只是为了谈问题方便，读者只需取其思路自己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