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治定功成，礼乐乃兴。诚然，国家政治安定，人民生活安康，音乐事业才会兴盛。这是因为，人们的生活衣食无忧、幸福安逸，便会寻求更高的精神层面的享受，而音乐自然是一种最为舒适的宣泄。
音乐，是源自人的内心深处的，人心感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产生情感，从而形成音乐。古代音韵分为“宫、商、角、徵、羽”五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音”。大史学家司马迁认为：音乐的道理与政治是息息相通的。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宫音乱则国君骄纵，商音乱则臣属堕落，角音乱则人民有怨，徵声乱则徭役烦苛，羽声乱则物资匮乏。所以，音乐最能反映人民的心声，太平盛世的音乐通常安宁而欢乐，动乱时代的音乐则常常带有怨恨和愤怒的情绪在其中，而国破家亡后的音乐更是充满着悲伤和忧虑。
汉高祖刘邦经过沛邑时，曾作诗《三侯之章》，令当地儿童以儿歌的形式传唱，这大概是最早的歌颂刘邦的“音乐”了。刘邦去世后，沛邑当地要按四季，在他的宗庙里歌唱舞蹈。不过由于汉初社会经济并不发达，人们努力温饱，对音乐歌辞并不重视，所以经过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三朝，这些在刘邦宗庙里演唱的音乐曲目都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习奏旧乐章而已。
到了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国家政治局面日趋稳定，汉朝的社会经济大发展，对音乐的追求也就更为细致了。刘彻命著名音乐家李延年作《郊祀歌》十九章，相比自己创作《三侯之章》的刘邦，就专业了很多。这《郊祀歌》在当时绝对称得上高端大气上档次，因为歌词极其古雅，必须把通晓五经的专家集中到一起，共同研究阅读，才能通晓歌词的含义。如果只通晓“一经”，根本就看不懂这里面所讲述的内容，可见歌辞的难度和汉武帝时对音乐的极致追求。
到后来，汉武帝对歌赋的喜好和运用，到了泛滥的程度。因为得到了一匹宝马，刘彻也要作一首《太一之歌》，以为纪念。这终于引发了以直言进谏著称的一代名臣汲黯的意见，他进言说：“大凡帝王作乐，都是为了对上继承祖宗的道德帝业，对下教化亿万人民。而如今陛下为了一匹马就作诗歌唱，实在不成体统。”因他言之有理，汉武帝虽然被批得灰头土脸，但也拿汲黯没什么办法。
水满则溢，欲满则亏。音乐固然使人欢愉，但也不可毫无节制地享用。安逸大兴音乐，无度地纵情享受音乐又容易催生沉溺于安逸颓废的情绪，这或许正是汲黯进谏汉武帝的本意。另一个例子，春秋时期郑国的音乐成就不可谓不高，“郑音”堪称当时的流行音乐，在各个诸侯国中都赫赫有名，各国国君争相欣赏。人们都以欣赏郑国的音乐为荣，以此作为夸耀的资本。当时，圣贤孔子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凡觉悟，最先意识到了此风之下潜藏的危机，便隐退整理诗乐，并作“五章诗”劝诫世人，但终因势单力孤，收效甚微。而过分沉溺于这些靡靡之音的后果，只能是令这些诸侯国的国君走上贪图享乐的不归路。最终，这些礼崩乐坏、治国之道被废弃的诸侯国，都被励精图治的秦国所灭，只能落得国君身败名裂、国家败亡的悲惨结局。
音乐其实是时代在人心里刻画的痕迹，再映射出来的产物。从那些音乐中呈现出的态度，以及一个国家和社会对音乐的态度中，总可以窥见时代的某些印记。
